云南地处中国的西南部，正好位于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中的东喜马拉雅、印—缅热带山地和西南山地3个热点地区的结合部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保护地位极其突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关注的热点中的焦点，迫切需要加强保护；同时云南又是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前进的步伐。因此，云南在面临着既要加强保护又要加快发展的双重压力与挑战，一直在努力探索有效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共赢的新途径。
一、云南丰富的物种资源既是保护的主要对象，也是生物经济的重要基础
云南省国土面积仅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4.1%，却拥有高等植物19333种，占全国总数的50.1%，云南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推进绿色生物产业中，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潜力。
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没有保护，就没有可利用的资源；没有资源利用，也就没有对保护资源的动力。任何把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立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关键是如何科学合理的利用方式。近10年来云南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观，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其中在非木材林产业的利用中对珍稀濒危物种蒜头果做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开创性工作，成为典型范例。
蒜头果是滇东南喀斯特地区特有的古老的孑遗植物，具有重要的保护地位，属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近年研究发现，从蒜头果种仁油中含高达46.9％的神经酸，是对人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性退化，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都具有极高的保健修复功效的重要成分，过去主要从鲨鱼脑中获得，不仅价格高昂，同时还受到保护海洋动物的限制。在蒜头果中发现高出鲨鱼两倍以上的神经酸，使得这一珍稀濒危保护植物，从过去只知道具有很高的科学保护意义，瞬间变成了身价百倍的财富之树，同时还是石漠化治理的优秀树种。林业部门利用实施退耕还林和石漠化治理工程，积极推动发展蒜头果种植，建立了大面积的人工林，不仅推进了喀斯特地区的石漠化治理，同时有效保护了野生种群，还为群众带来了采果出售的惠益，一棵树展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融合。这个案例就是将一个重要保护对象通过资源培育，扩大种群，解除濒危状况，并将特殊利用价值开发出来服务与人类福祉，将物种保护与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双赢。为生态文明建设和践行“两山理论”提供云南样板，也为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示范的案例，同时为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生物多样性、持续利用价值部分和惠益共享的三大目标，树立一个云南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与生态建设与经济利用协调统一的典范。
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中的人才培养
云南拥有生态系统类型476个，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湿地生态系统类型最多的省份，在发挥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价值的同时，可以发挥森林环境与景观的优势资源环境，发展森林资源的非消耗性利用的生态产业。西南林业大学就是在上世纪末，中国林业历史性转变中，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拟在西南林学院传统林学学科中开设森林旅游新专业，目的就是想利用森林的生态环境发展森林资源非消耗性的生态旅游业，逐步替代传统以木材生产为主的资源消耗型林业。该申请立即得到了教育部专业评审委员会的支持，破了新专业须先办专科后建本科的先例，1996年批准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森林旅游的本科新专业，1997年正式招收了全国第一批森林旅游本科学生，至今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一个生态旅游学院，率先在云南启动了森林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中的人才培养先例。
三、中国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创建
云南省针对滇西北世界遗产地保护与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矛盾中，在寻求实现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本世纪初云南省人民政府在西南林业大学成立了生态旅游学院和国家公园发展研究所，推进在滇西北创建了中国大陆首个国家公园——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普达措国家公园的创建是把更大范围的森林、湿地、草甸、野生动物栖息地、传统民族村落等纳入了保护区域, 合理划定公园区域内的功能分区,关停了公园范围内及周边的尾矿库，并开展了生态修复。同时将公园的建设发展目标与社区村民的生计紧密结合起来, 把社区可持续发展纳入了试点建设的管理目标。坚持了“社区参与、惠益共享”的基本原则, 制定了社区可持续替代生计发展计划与村民优先就业政策, 建立了长期帮扶机制。培训村民成为了环保车驾驶员、科普宣教解说员、保安和保洁员，为社区提供就业岗位350个,占公园员工总人数的53.3%，真正意义上体现了“社区参与式管理”与“惠益共享”的原则, 实现了国家公园与社区的共赢发展的目标。同时, 出台了《国家公园反哺社区发展实施方案》, 每年从生态旅游收入中拿出1,500万元资金, 专项用于3,696名村民的直接经济补偿和教育资助。实现了滇西北地区原住民在天然林禁伐和国家公园退耕、禁牧后由传统农牧业变为生态管护与生态旅游服务的替代生计转变，将农牧民变为了国家公园的管护者, 不仅使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 而且生态旅游也得到规范的发展, 2012年到2019年实现旅游收入18.9亿元, 村民户均收入从2万元增加到10万元, 实现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村民生产、生活的紧密融合与共赢(叶文和杨宇明, 2020)。国家公园保护成效的提高与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 使村民意识到保护好森林、湖泊、草甸和生物多样性, 就能够为当地带来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村民从过去的被动保护,变为自发的主动保护, 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在滇西北的实例。
云南在转型发展中逐渐形成的非木材林产业和资源非消耗性利用的生态服务产业，正在成为云南生物多样性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主要经验之一。在云南省生物与文化资源禀赋极其丰富多样, 需要重点加强保护的地区,完全可以将生态文化旅游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培育成云南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逐步替代矿产和重化工等工业，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云南省于2912年制定了《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8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都是针对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和十分的紧迫性而制定。保护好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并使社区公平地分享利用生物多样性所获得的效益，体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发展的成效，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贡献，是云南每一个公民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杨宇明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教授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