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生物多样性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等21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及其案例研究”、“气候变化与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民族发展”四个议题展开了交流讨论。

云南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宝库和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被誉为“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物种基因库”。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已于2021年10月在昆明召开。本次研讨会旨在落实COP15会议精神相关内容。

本次研讨会由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联合主办。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李宏表示，该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是一个国家级研究平台，于2013年12月经国家科技部、教育部批准成立。2021年6月，学校党委批准设立云南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办公室设在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多年来，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在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已经成为云南乡村振兴的重要智库和农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为推进云南农村转型和乡村振兴做出了贡献。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赛巧（Sergio Grassi）说，中国不久前成功消灭了绝对贫困，继而走向共同富裕，城镇化也不断加速。乡村振兴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与挑战。如何协调乡村 振兴与生态环境保护，乃至将冲突转化为相互推动促进的良性互动，是既具时效性又有长期研究价值的多学科综合课题。“此次会议的初衷正是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由联合国大会的主题生物多样性入手，进而讨论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影响，我认为非常有意义”，赛巧（Sergio Grassi）说。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蒋尉认为民族地区大都位于我国气候变化敏感生物多样性脆弱的区域，对于构建我国气候生态屏障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民族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专委会应运而生。作为去年新成立的专委会，不仅需要对民族地区气候保护生态保护的紧迫性有更深刻的认识，还需要在全国一盘棋地框架下考量不同地区的协同发展，立足地方现实，探索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最优路径。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通过开展脱贫攻坚战略，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乡村振兴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与挑战。云南省地理位置独特、气候资源立体、生物多样性突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和敏感区。云南应充分利用区位、资源优势，探索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乡村振兴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同频共振。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多样性学科组首席专家李迪强以CBD2030目标为框架，介绍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贡献和不足，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生态保护和自然保护项目规划和十四五行动计划。

北京大学李文军教授以内蒙古草场生态治理为例，通过“退牧还草”政策的社会生态影响评估，认为国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应主要用于保护与调动当地社区自身原有的潜在能力，而不是用于限制或调整当地资源使用者的行为，否则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所研究员周华坤从气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和社会因素出发，通过设计增温、长期放牧和围栏封育三类主要控制实验，构建了“刈用型”、“放牧型”和“生态型”三种黑土滩退化草地治理模式与不同退化草地恢复的技术及其修复治理模式，认为科学利用草场，维持草畜平衡，大力发展高原生态畜牧业，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助于草地物种多样性的保护、退化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治理及其可持续发展。

山西农业大学教授曹挥以中医农业以中医哲学思想为指导，在农业生产中可建立以增加物种多样性为目标的立体种植模式、以土壤健康为目标的科学用肥模式、以辩证论治为主体 的作物诊治模式、以中草药产品为主的农业投入品模式的“生态系统—土壤—作物—农产品”为一体的中医农业技术体系。

吉首大学教授罗康隆认为乡村振兴的实质就是乡村的文化振兴，民族生境乃是文化作用于特定人群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所建构起来的文化事实体系，应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把乡村社会的“人、文、地、产、景、史、神”七个维度耦合成为了一个整体，使得乡村社会形成了具有独特运行机制与能力。

云南大学教授杨明洪认为“生命共同体”理念是生态自然观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下的核心叙事主题，其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观点与叙事基调，为世界生态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云南大学副研究员李艳波对哈尼梯田农业文化遗产区市场主导下的自由发展型和政府扶持下的社区自组织型两种旅游组织模式对当地社区的影响进行分析，认为两种旅游组织模式下，旅游业均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市场主导下的自由发展模式旅游发展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旅游服务水平更高，但社区居民受益范围小，社区自组织模式下，旅游地居民受益群体多，且利益分配更均衡；两种旅游组织模式均促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改善，村民能力提升和见识增长，促进了村民的和睦，增强民族自豪感；但在社区自组织模式下，旅游带来的积极影响更为突出；两种旅游组织模式均促进了社区环境卫生的改善，但在市场主导模式下，由于游客人数较多，导致了交通拥堵、水资源和电力资源紧张的问题。

云南农业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杜发春通过构建洱海流域生态文化评价指标体系，认为洱海流域各乡镇生态与文化子系统均在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水平，并根据各区域生态、文化及综合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将洱海流域划分成四大发展类型区：生态文化协同保护区、生态文化协同发展区、生态保护优先区、文化发展优先区。

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王莎莎认为，粪污资源化在保持土壤肥力、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减少污染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与意义。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长期、持续、有效地利用农村的废弃物，科学合理地配合施用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对增强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与应对能力具有正向效应。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博士张兴无以青海省农村妇女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赋权项目为例，通过“重构农村女性社会角色”与“再造妇女收入空间”的女性经济赋权减贫机制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女性经济赋权的发展尚未处于成熟阶段，依靠妇女单打独斗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到大市场中，需要构建一个“基层政府、妇联、市场和农村妇女”四主体协同参与的赋权模式，才能更好的发挥女性赋权机制的减贫作用。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久毛措认为脱贫攻坚时期西藏传统乡村的快速发展，是在依靠乡村自身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结构，并在国家和政府的投入、政策支持和市场参与的基础上，乡村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发挥。通过与传统村落对比，探讨西藏高海拔生态移民村该如何通过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结构和自主性的建设来促进乡村发展。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授黄萍认为，风貌景观是乡村最直接最个性的重要旅游吸引物。基于凝视理论、地方理论和融合发展理论，从乡土性和地方性两个关联纬度结合视角，探索低成本、可塑变、广参与、全域化的乡村景观营造准则、路径和模式，为研究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一种可行研究范式。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刘芳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洪江村民族村寨为经典案例，探讨洪江村近年来推动画家村的“新移民”发展模式，“新移民”模式为洪江村带来益处如提升了村民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的保护观念、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如基础设施不完善、对新移民的认知错位与理解有限等问题，如何协调“新移民”与原住民、“新移民”与游客、原住民与游客的利益关系也仍需探索与完善。

大理大学教授艾菊红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宗教圣境（Sacred Site)为例，探讨民族地区传统知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指出宗教圣境不仅仅是保护了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更是自然保护体系中乡土保护(Vebrnacular conservation)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物种、群落、生态系统乃至于景观水平的保护发挥着多个层次的作用，对于区域自然环境状况都发挥着综合和深刻的影响。

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邵源春介绍了云南城郊型农旅融合发展的案例—潘茂野趣庄园，从政策环境、开发思路、模式规划等方面对潘茂野趣庄园项目进行了梳理，并总结了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期为其他地区的城郊型农旅融合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 记者 李映青）